走向后当代的存在论 ——沉思自主性、批判性，以及此刻我们能做些什么？

“建筑对世界的融入程度之深刻，是远远超过再现性（representation）的，它绝不仅仅是只是再造一幅世界的图像，我把这种建筑对世界的深刻融入称为建筑的存在论。”

“彼得埃森曼的作品用建筑的语言表达了建筑表达的不可能。”

“新诞生的建筑实体，是基于消费主义和新技术的背景，被赋予了意识形态，而表现出激进的形式主义。”

本文为全球知识雷锋第18篇讲座，

由哈佛大学K·迈克尔·海斯（K. Michael Hays）教授主讲，2012年8月23日于美国莱斯大学建筑学院举行，由华南理工大学张靖同学根据视频翻译整理。

记录者：张靖

华南理工大学本科在读，建筑学，历史建筑保护方向

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GSD）的Eliot Noyes建筑理论讲席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之一

主讲人：

K·迈克尔·海斯（K. Michael Hays）

文章全长5223字，阅读完需要7分钟

引子

本篇讲座由哈佛大学设计历史与理论硕士 安太然同学作引

 K·迈克尔·海斯（K. Michael Hays）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GSD）的Eliot Noyes建筑理论讲席教授，是当代最重要的建筑理论家之一。本文译自海斯教授2012年8月23日于美国莱斯大学建筑学院进行的学术讲座，代表了他近年来的思考与研究方向。

阅读海斯教授的文章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储备的，这一段短小的引介显然无法帮助读者更容易地进入他的理论架构之中（已具有一定理论储备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但这里仅想指出一点，这一点在海斯的理论中很关键，或可以作为读者在阅读本文之前的先入之见：一种建筑本体的先在性（anteriority）——这无疑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带给海斯的重要理论基石。什么叫建筑本体的先在性呢？它指的是，有一种先于建筑的东西，在建筑尚未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在那儿了——这个“先”，不是时间之先，而是逻辑之先。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先在性，它使得建筑成为可能，又同时约束着建筑，从而与建筑组成了一对辩证关系。本篇文章中提及的一系列辩证关系，如存在（the ontological）与存在者（the ontic）、自然（nature）与文化（culture）、大地（earth）与世界（world）、环境（environment）与系统（system）、场域（field）与形象（figure），都与这一思路并行不悖；这一系列成对的概念虽分别来自不同的哲学建构，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前者都是后者的可能性条件，是后者在逻辑上的先在之物。

讲座正文

建筑的自主性计划（autonomy project）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出现，是现代建筑史的关键点。在这个时期，现代主义建筑学受到了外部尤其是技术的威胁，建筑技术甚至成为了建筑的敌人。七十年代的思潮——结构主义、现象学——颠覆了欧洲的哲学传统，把建筑带回到建筑本身——不仅是一套技术，更是一套思想。建筑学不可以被化约为仅仅是某种建造或行为，而是具有某种自主性（autonomy），仅在建筑学自身之中就可以看到世界。七十年代的建筑师同时是把建筑向前推进的一代，通过自我批评、反思、统筹，去突破建筑学的边界。从当代反思这一历史时期，通过从审美角度向存在论角度的转化，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

在历史理论的讨论中，建筑通常被视为用审美的、技术性的手段，去回应非审美的、非技术的存在论问题，或者是历史性问题。但我想强调的是，建筑对世界的融入程度之深刻，是远远超过再现性（representation）的，它绝不仅仅是只是再造一幅世界的图像，我把这种建筑对世界的深刻融入称为建筑的存在论。

我们可以用这个图解来诠释建筑学的存在论：历史线代表不断前进的历史进程，是不断前进的；存在论线（ontology）——代表建筑的本真——是相对不变的。历史和建筑的本真的交叉口，就是建筑学——这就是我所说的建筑学的存在论。

下面将主要谈及两位哲学家的理论——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法国哲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拉康的理论后于海德格尔，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1.勒.柯布西耶：崭露建筑技术的“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本真不是技术自身（The truth about technology is not technological）。用“存在者（the ontic）”一词描述实体，技术手段可以作为一种实体；用“存在（the ontological）”一词表达存在论的， 即技术的本真——一种崭露与解蔽的方式（a mode of revealing and unconcealing）。“存在”无法用实体指代，却与“存在者”不可分离。伟大的艺术品能够崭露“存在”的本真。

建筑能够提供一种事件、经历或状态，把我们带到“存在”的本真（ontological field）——即崭露建造技术的本质。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论，建筑总是存在着两种基本而矛盾的倾向——遮蔽（concealing）与解蔽（revealing）。大地（earth）遮蔽，世界（world）解蔽。大地与世界的矛盾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自然（nature）与文化（culture）的矛盾。大地是无形无序的、掩藏的，而世界孕育、归纳事物的。

萨伏伊别墅The Villa Savoye,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930

以萨伏伊别墅为例。柯布西耶本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但他不得不用新的技术去设计一个古典主义建筑、用新的态度面对场地、资本。他着手于技术问题、基于多米诺体系。他提出的新建筑五点让建筑有了空间感、形象感，同时体现了技术要点——把建筑置于地基上，建立起楼层，解放平面的分割，区分出观景与核心区。

而柯布西耶告别古典主义建筑的那一刻，便是现代主义建筑的诞生之时。

萨伏伊别墅 地面入口处

在萨伏伊别墅的入口层处，我们看到工业制造的一个水槽和一张桌子出现在柱廊柱子的两侧。柯布西耶尝试把工业产品和古典柱廊组合起来，这种组合跟杜尚的作品一样具有的超现实主义色彩。用工业生产的“存在者”表达古典主义的精神，这种组合孕育了“存在”的可能性。

萨伏伊别墅 屋顶花园, 柯布西耶手稿

萨伏伊别墅同时呈现了处于自然中的建筑的态度——室内与阳台、长窗与室外树林，室内外相互渗透。在这幅画里，建筑内外界限被完全瓦解了，天空、地表、建筑、生活中的食物、正在社交或娱乐的人们都在这神奇的“机器”里汇集。

画面中出现的像面包、水、牛奶、酒、土地、空气、天空等物品，共同重构并揭示了海德格尔所说的“大地”的存在论的状态（ontological condition of earth）。这不是通过世界（world）——或者说是实物——去单纯地表现或是指代，而是通过实物去揭示自然的本质，从而展示了世界和大地（earth）的相互关系。

旁遮普首都 昌迪加尔规划图, 勒.柯布西耶

接下来我们来看把建筑这神奇的机器放在城市尺度中所发生的事情。在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印度半岛脱离了殖民统治，分裂为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三个国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仍然存在，但独立象征着国家从此冲破历史传统而获得自由。

勒.柯布西耶参与印度北部首府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他认为，新的艺术应该展现国家对未来的信心；现代印度革命的力量应当来源于进步的技术、而非意识形态，即用技术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昌迪加尔高等法院屋顶造型

柯布西耶参观当地蒸汽发电站，用蒸汽发电机的形象赋予建筑形式。在景观尺度上受到工业建筑的启发，而不再是之前提到的灯、水槽、桌子等工业产品。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柯布西耶说，他宣告了机械文明第二时期的到来，即萨伏伊别墅所要表现的；到了五十年代，他认为城市规划的新材料应为天空、空间、树木、钢铁、混凝土，这意味着自然和新的建造材料应融合在建筑这神奇的机器里。

开掌纪念碑Open Hand Monument, 勒.柯布西耶, 1956

勒柯布西耶首先着迷于在印度大地景观中树立一种高度形象化的物体。在海德格尔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到人类的手不仅仅关乎抓取等功能，手应是代表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形象（figure）。在柯布西耶的规划中，张开的手的形象成为了项目的范式。

土地、山川、天空被认真地的纳入考虑，从而用建筑的方式崭露了大地的本真。

昌迪加尔高等法院The High Court, 勒.柯布西耶, 1956

高等法院被周围的环境包围——设计大片水景，山映在水上，天映在山上，建筑在山、水、天空之间。粗大的结构跟细致重复的遮阳板形成对比。事物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景观、历史、技术、人类、传统交融，东、西方共存。艺术带来的关于大地的本真，先于神学，超越我们的毁灭。

让我们回到建筑的悖论——一方面占有、清空大地，一方面融合自然原有的元素。世界（world）是自发的到来，本是隐晦的被掩盖的，但却总尝试超越，去自我解蔽；而大地（earth），总是尝试遮蔽世界。世界和大地的关系总是在对抗，相互博弈，却又相互依存。事物具有世界和大地的双重属性——技术是关于世界（world）的、彰显文明的；也是关于大地（earth）的，被自然掩盖的。

处于自然当中的高等法院

建筑呈现出历史事件的多面性。在历史进程的这个节点上，建筑崭露了技术的本真。技术的本真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提供而又限定可能性（enabling & limiting opportunities）。世界（world）是自我披露的、由历史人物简单而重要的决定所引导的道路。1947年印度昌迪加尔的建设即是其中之一。

2.自主性建筑：崭露“崭露存在”的过程

开掌纪念碑与70年代拉斯维加斯赌场建筑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技术从工业主导转向信息主导。消费主义和广告充斥，拉斯维加斯的招牌作为一种商业信息建筑开启了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建筑师如阿尔多.罗西、彼得.埃森曼尝试寻找自我。从罗西、埃森曼以及其他我们所谓“自主性建筑（autonomous architecture）”中，如果我们从存在论的角度（ontologically）而不是从审美的角度重构它们，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崭露新技术的本真方面，跟柯布西耶的做法很相似。但他们同时在崭露“崭露”的动作本身，埃森曼等人在告诉我们他所做的“崭露”的工作，这让建筑进入了一个新的元级，而在某种程度上让作品的效果扁平化了（flatten the effect）。

卡纳雷吉欧城市广场Cannaregio Town Square总平面模型, 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 1978

我们来看看彼得.埃森曼设计的威尼斯卡纳雷吉欧城市广场（Cannaregio Town Square）。当威尼斯的这个区域引入了火车时，古老的码头被废弃了。柯布西耶曾在废弃码头旁边做过一个医院的方案，但该方案没有落实。当埃森曼1978年接手这个项目时，他尚未做过比家庭住房更大的项目。最初的方案体现了他对拓扑学的兴趣，对土地形式的兴趣。

卡纳雷吉欧城市广场 总平面设计手稿, 彼得.埃森曼

后来他通过拓印柯布西耶的草图去寻找灵感，然后在场地中直接采用柯布西耶的网格，在网格的交点上布置他的装置，因而这是完全的复制。埃森曼没有根据场地进行设计，而是完全基于柯布西耶的草图进行设计，是画在场地的画上的画（drawing of a drawing）。这是高度的自我概念化(self-conceptualized)和对参照的知悉（conscious about the references）。

圣卡塔尔多公墓San Cataldo Cemetery, 阿尔多.罗西 Aldo Rossi, 1971

埃森曼在做这个项目的时期，写过一篇有关阿尔多.罗西的摩德纳公墓（Modena Cemetery）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到：“技术的进步已经超越了工业化进程，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去暗示什么。我们现在面临着两种选择：不合时宜地持续对时代抱有希望，或是接受让人绝望的生存条件。”这是非常悲观的态度，这比阿甘本的《牲人》（Homo Sacer）还要早二十年，但用的词汇已经很类似。埃森曼又说到，我们失去了表达的能力，于是我们要表达我们失去表达的能力。而这个作品正用建筑的语言表达了建筑表达的不可能（to signify architecturally the impossibility of architectural significance）。

卡纳雷吉欧城市广场 构筑物模型, 彼得.埃森曼

雅克.拉康把人的认识分作三个阶段——真实界（Real）、想象界（Imaginery）、象征界（Symbolic）。初生婴儿的世界是“真实界”，它处在“海洋般的自我（oceanic self）”中，婴儿自己和它的婴儿床、它的母亲、母亲的声音和气息，都是这个“海洋”里的一部分；当婴儿开始有自我意识，感觉到它是与母亲以及周围的事物是分离的，于是“他者”的概念产生了，婴儿进入了“想象界”，它是碎片化的、局部的；当婴儿掌握了语言，有了健全的自我意识，开始用语言去描述“自我”，它便从此永远丧失了与母亲身体的统一，继而用语言去描述这种缺席，它离开“想象界”进入了“象征界”。埃森曼的这个设计正是用建筑的语言表述了柯布西耶的设计的缺席（revealing a lack in the symbolic authority），语言为这种设计表达找到立足点。

3.走出自主性建筑

Blur Building,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2002

这个作品已经从七十年代的自主性建筑中走出来，进入了真假难辨的时代。技术不再是可见的，却又无处不在。Blur Building是一团机器制造的“云”，顶部的观景台被藏在其中。它创造了一种纯净的氛围，置身其中人们被水蒸气环绕着；同时，以水蒸气作为建筑的建造材料，它达到了建筑的某种抽象极限，它坚定地追溯着不再可以表现的技术科技。至此，建筑的意义从反映主流文化的，到世界-大地的关系，来到了系统-环境的关系。

系统论（system theory）认为系统依附环境而存在，系统同时创造了一种环境，它还能对创造的环境作出反应。这有点类似世界和大地的博弈关系，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状态。

Blur Building, Diller Scofidio + Renfro, 2002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视觉依赖的、高清的世界里，Blur找到了失去的平衡。广播和平面媒体用无尽的图像，满足我们难以满足的对视觉的欲望，但Blur没有带来多少视觉图像。它提供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环境，把世界排除在外，从而视觉终于关注到了技术上。

这个项目不再是表现层面的，而是像某种消散后的痕迹——你不再看到技术，而是技术留下的印迹，以及它的极限和可能性。

4.沉思后当代建筑

让我们回到拉康的三元关系上——想象界、象征界、真实界。想象界与象征界、真实界对立，是关于碎片的、所见的，如罗西所钻研的；象征界是关于结构、语言的，如埃森曼和柯布西耶等表现的。

而Blur体现的不是某种碎片，而是一个整体，一种氛围。它站在了一个历史上和结构上的新位置，一个70年代自主性建筑的空缺位——象征界的对立面。那么这个新的位置（NEW）将告诉我们什么？

下面介绍另一个思维模型。建筑、语言来自一种纯粹的物质（matter），这种物质无形，是一种潜在物（latency），像沙子一样。而形式（form），是让这些沙子成形的网所留下的影子，从而形成实体（substance）。因而是建筑的潜在物（architectural matter）带来了建筑的实体（architectural substance）。实体进而得以被象征性地表达，亦或是被赋予内容。罗西的实体是表现的，关于场地和场景；埃森曼的实体是形式的。而前文提到新诞生的实体，是基于消费主义和新技术的背景，被赋予了意识形态，而表现出激进的形式主义。

希恩曼大厦Hinman Research Building, office dA and Lord, Aech & Sargent, 2011

这是佐治亚工学院的建筑研究室。它保留了原设计师Heffernan受包豪斯建筑学派影响的机能主义建筑，形象（figure）特征十分明显。当你走进去的时候，这些构成形象（figure）的物质（matter）形成了一种场域（field），同时，建筑的物质又在消解这些形象而只剩下场域本身。在这里，形象跟场域相互博弈——场域消解了形象，而形象反抗这种消解。

像这个袜子一样的楼梯，整体高度形象化，但当你走近的时候，你所能感受到的，是纯粹的工业痕迹。

希恩曼大厦 楼梯及其细部

Wendy, HWKN, 2012

Wendy内部空气循环器械

这是一个名为Wendy的装置建筑。蓝色象征纯净的天空，图示是装置内部的风扇，在内部提供空气和水汽。我们谈及环境（environment）和系统（system），埃森曼的作品中只有系统，Blur只关心环境，而这个作品，是环境与系统的结合。它是表现的（performance），同时也超越了形象（figure）而成为一种技术手段和解决方案。

结语

本次讲座想表达的，是理清一个轨迹——自主性建筑走出了现代主义之后，当代又走出了自主性建筑。在消费主义和新技术的背景下，我们走到了一个激进的形式主义的时代，这个趋势正在到来。

附：2017年3月2日-3日，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举办了“物、语境、经典和实验：关于理论与历史的四场对话”（Objects, Contexts, Canons and Experiments: Four Conversations on Theory and History）系列研讨会。迈克尔·海斯（K. Michael Hays）在系列研讨会中的第一场“物的历史 vs. 能动者和媒介的研究”（History of Objects vs. Study of Agency and Media）的发言，由公众号“小形式”编译发布，《迈克尔·海斯| 是谁在给建筑去势？（2017）》，以下提供部分文章节选：

是谁在给建筑去势？[1]

迈克尔·海斯

译：TA，XL，RJ

希望访客们了解的是，在今天这种对我们的项目进行反思的场合，作为老师，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自己有个角色需要扮演似的。比如说，要是我不以一段来自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引文开场的话，我的学生们是会失望的。所以我早就备好了。

这段话来自阿多诺写给本雅明的一份书信，此时他刚读完本雅明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一书的手稿。“巴黎，19世纪的首都”是本雅明的整体写作计划的暂定题目。本雅明志不在小，根据他的说法，他要通过挖掘“梦幻世界”（dream-worlds）来重获现代性的史前史——本雅明有时候还会用“意愿图像”(wish-images）这个说法——这些“梦幻世界”在19世纪（巴黎的）物质构造和文化制品中得以化身。这时候是1935年，他的话听起来跟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研究和媒介研究（media studies）颇为类似。而当阿多诺读到本雅明的手稿时，他对本雅明这样说（阿多诺把‘mediation’ [媒介] 这个词放在引号里，因为‘media’这个词当时还不存在）：

我所未能在你的研究中看到的“媒介”，在你的唯物主义史学的调用中变得含混不清，而它，正是你的研究所忽略掉的理论……可以说，你的研究处于巫术和实证主义的交叉口上。这个交叉点被邪魔附身。能打破这个魔咒的，唯有理论。[2]

你能想象我是多么把这段话奉为至宝。

我很多同行近期的作品中——我保证我没有在说这间屋子里的任何人——我感到了这个邪魔附身的交叉点的魅惑。为了激发讨论，我确实在把问题过分简化：如果我们把阿多诺的话读作当今建筑史学界的一个寓言，那么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个邪魔附身的交叉点可以是所谓“描述性”的文化研究、物质文化研究，或者是媒介研究。就建筑史学家而言，这有关于面对其他学科、其他手段的时候的那种不安全感——其他学科比如人类学，其他手段比如人种志的方法，或者更新近、更技术一些的，例如数据挖掘。在所有这些学科、手段之间，建筑史学或尝试，或逡巡，或退却。我没有轻蔑这些学科、手段的意思，我也并不是想就研究模式达成共识；我想要发问的，是阿多诺所劝言的“能打破这个魔咒的，唯有理论”的含义。似乎对我来说——借此我能够理解建筑史学对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的很多介入——这里这些研究所假定的，是史学过程的研究应该抑制理论（其实很多人已经对此直言无忌），特别是要抑制与理论结伴而来的形式细读，从而移向某种实用主义史学、语境与多语境（multiple context），及所谓的“日常”（everyday）（显然，在这场走向“日常”的运动中，建筑代表的是精英，而不是“日常”）。老一点的，是身份政治；更新一些的，如我所说的，是一种技术先验论（technical a priori），即认为有这样一种技术或者技术网络是建筑学所奠基于其上、可化约于其内的。正是在这些技术网络里——大学里“网络”（network）是个流行大词——这些想要将建筑化约为某种扁平的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的尝试反复来袭。于是，如我所试图做出的解读，要想打破这个魔咒，必须同这个实证主义和巫术的交叉口一刀两断。在我个人看来，有这样一种自欺欺人的观点很有意思：对语境的经验主义描述独具某种社会层面及本体论层面的意义，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对事实进行单纯的描述，仅此足矣。这说的就是我所理解的“巫术与实证主义的交叉口”。刚才提到，这个“交叉口”既包括“日常”，也包括技术；而技术，作为一种对程式和操作的因循，是被认为先于且无需借助于理论话语和理论框架而存在的。

让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到现在为止你还没觉得我多少在把问题个人化，那我可能从这里开始就要表示道歉了。在座的同学们都知道，我总把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挂在嘴边，那刚刚好，我要举的这个很棒的例子就是西格拉姆大厦——我要用它作为对建筑进行深度阅读和解析的范例，也用它来作为对前述观点的反驳，并且这会是个很棒的反驳。

……

西格拉姆大厦为什么棒？欢迎点击“原文链接”在公众号“小形式”中继续阅读，后台回复“知识星期”可获取讲座视频下载链接

END

书籍推荐

Hays, K. (2010). Architecture's desi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ays, K. (2015). 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雷锋福利

欢迎添加“全球知识雷锋机器人”，邀请您进入知识雷锋读者粉丝群，粉丝群由各大名校男神女神主持，会日常分享学术资讯及思想交流讨论，气氛十分融洽，同学们都说“找到组织啦”(•̀ᴗ•́)و ̑̑  

知识星期，一周即焚

本周安太然同学为我们提供了书籍推荐中的两本书，及Michael Hays的三篇文章《Critical Architecture: Between Culture and Form》《Architecture Theory, Media, and the Question of Audience》《The Oppositions of Autonomy and History》

公众号后台回复“知识星期”，获取以上资料及Michael Hays两场讲座视频~知识星期每周不定时更新，一周即焚，获取知识请勤奋！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哈佛大学17年研讨会Michael Hays演讲《迈克尔·海斯| 是谁在给建筑去势？（2017）》